9月16日，《钱江晚报》10版、11版以《浙工大教授肖瑞峰最近发论文，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》为题，整版图文报道省特级专家、我校原党委副书记肖瑞峰教授的廉政诗歌研究。

全文转载如下：

浙工大教授肖瑞峰最近发论文，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

李商隐杜甫都是反腐斗士
韩愈还差点豁出性命

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

    前不久，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在《浙江社会科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《略议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》，梳理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与廉政相关的内容，引起了很多关注。

　　中国古典诗歌题材广泛，风格多样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其中有不少关于廉政话题。

　　“廉政是我们今天提出的概念，在古代，诗人们创作诗歌鞭挞现实，并没有这个意识。”肖瑞峰说。

　　廉政诗歌对于现实的观照意义，更为突出。“品读这类诗歌，既可以从中得到思想层面的感悟，也可以从中得到艺术层面的熏陶，收获将是双重的。”他认为，加强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，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绳，但同时也有必要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包括古典诗歌中，汲取丰富的营养。

　　《硕鼠》是最早的反腐倡廉作品

　　在浙江有很多人都听过肖老师的讲座。

　　梳理廉政诗歌对肖瑞峰来说，一开始是一篇命题作文：他要去省纪委给全体干部做一个讲座，讲讲中国古代有关廉政的诗歌。

　　肖瑞峰查阅了各地编选的材料后，觉得专业化程度比较低，就自己上手，重新对历代文献做了梳理，前后做了几十场讲座。

　　2017年，肖瑞峰在总结前几年讲座的基础上，经过打磨，最终形成了这篇聚焦论文。

　　廉政诗歌这个名字，是后人给它命名的，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这些诗歌的源头，你可能会想到一首从小就读过的诗——《诗经·魏风》中的《硕鼠》。

　　肖瑞峰说，这是最早的反腐倡廉作品，矛头直接指向贪官污吏。为什么“硕鼠”对应的就是统治者？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《毛诗序》里讲到：“硕鼠，刺重敛也。国人刺其君重敛，蚕食于民。不修其政，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”肖瑞峰说，战国中后期，统治者们横征暴敛，对百姓的剥削越发沉重，窃取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，把自己喂得肥肥的，但又不干正事，治理不好国家。这不就跟偷吃粮食的老鼠一样吗？因此，把统治者比作“硕鼠”，指斥他们凭借权势“窃占”的本意就不言而喻了。

　　“硕鼠”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比如白居易的《黑潭龙-疾贪吏也》，“不知龙神享几多，林鼠山狐长醉饱”，曹邺的《官仓鼠》，“官仓老鼠大如斗，见人开仓亦不走”。

　　这首诗还第一次点出了“谁养活谁”的问题。“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”，意思是说我照顾了你那么多年，供奉给你黍、麦、苗，到头来我却得不到任何回报。肖瑞峰认为这不仅是经济利益上巧取豪夺，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带来了严重摧伤，“笔触直抵人性深处”。

　　“当然，它还仅仅涉足于反腐的边缘，或者说，还只是意味着廉政诗歌的萌芽。”肖瑞峰说。

　　诗人用不同方式直指现实

　　肖瑞峰把古代廉政诗歌的创作特点，分成三类：剖白心志、托古讽今、指陈时弊。

　　当朝政深陷腐败，有气节的文人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写诗表明心迹，显示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，是为“剖白心志”。比如，王昌龄的名句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

　　肖瑞峰说，它以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比喻此时此刻的自己，实际上是告知亲友自己始终保持着冰清玉洁的本性，表里澄澈，纯洁无瑕，通体透明。“现在，我们要抒写自己廉洁的情怀，依然可以借用这一隽永的诗句。”

　　批评朝政是有风险的，但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他们“整肃朝纲、匡扶社稷”，便有了委婉曲折的“托古讽今”。

　　晚唐诗人李商隐《咏史》中有一句经典论断，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破由奢”，反对奢侈之风是中国古代所有有识之士都共同主张的，这句话也多次被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。“何须琥珀方为枕，岂得真珠始是车？”李商隐把矛头直指奢靡之风。“何须琥珀方为枕”，说明当时有些官员很会享受，枕头都要琥珀做的。“岂得真珠始是车”，车本来是代步的，为什么一定要镶嵌满珍珠呢？诗的题目是《咏史》，但实际上矛头所向却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追求奢侈生活的腐败分子。

　　“指陈时弊”则直接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。杜甫就是代言人。他的《石壕吏》，直接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。肖瑞峰说，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，他不仅写人民的苦难，也写统治者的腐败。他有3首诗分别叫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潼关吏》，都记录了官僚的腐败，还有《新婚别》、《无家别》、《垂老别》，揭示的是百姓的苦难。他曾经把贫富悬殊、两级分化的现象，概括为令人惊心动魄的诗句：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”

一封“朝奏”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

　　“在中国历史上，所有坚持正道的官员对腐败现象和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。但受制于历史局限，他们认识不到制度本身的腐败，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制度的意识和勇气。不过，当看到这种腐败行为有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及损害民众利益时，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揭露腐败现象，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。”肖瑞峰说。

　　他举了一个例子，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。

　　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

　　韩愈是大文豪，但因为给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弊政，触怒了皇帝，遭到贬官。古代贵右贱左，左迁就是贬官。韩愈贬官来到距离京城八千里远的蓝关，写了这首诗给他的侄孙韩湘。

　　这封“朝奏”就是著名的《论佛骨表》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十一月，功德使上书给唐宪宗：长安附近的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，这个塔每隔三十年开一次，开塔就会保佑大唐国泰民安。

　　宪宗一听这话，赶紧安排下去，举行各种盛大的“祭祀”典礼，从上到下，一派“疯狂”。韩愈就写了这篇言辞激烈的“朝奏”，宪宗暴跳如雷，要处死韩愈，亏裴度、崔群等一些大臣出来求情。韩愈保住一命，但当晚就被贬往蛮荒之地当刺史。赴任的途中，女儿还死在了路上，“殡之层峰驿旁山下”。

　　这一年，韩愈已经51岁，他在仕途宦海中几经浮沉，时任刑部侍郎，按理说只要安安心心等退休就行了。但是当他看到劳民伤财的弊政，危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，没有妥协，“欲为圣朝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”。

后来，林则徐的名句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牺牲自我报国的旨意更为显豁，肖瑞峰认为就是由韩愈的这首诗歌演化而来。

从白居易说起，一句诗的背后竟有这么多廉洁细节

老杭州于谦的两袖清风
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官员

　　细数历朝历代廉政诗歌的创作者，与浙江有关的不在少数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于谦和白居易。

　　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的梳理中，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诗歌中所隐含的诸多细节。比如，于谦的“两袖清风”有他所处的时代的背景，也影响了后世的创作；而白居易，则在“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的强烈意愿中，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和批判。

　　“在廉政诗歌的创作上，他们两人的视角不一样，于谦以表白心迹为主，白居易则是以揭露弊政为主。”肖瑞峰说。

白居易：惟歌生民病  愿得天子知

　　杭州的“老市长”白居易，在担任杭州刺史时，廉洁奉公，离开杭州了，还将所得工资全数捐出。

　　50岁，白居易到杭州担任刺史。从上任到长庆四年（824年）五月离任，不到三年，为杭州做了很多实事。

　　他主持疏浚六井，解决了杭城百姓“喝苦江水”的问题；在西湖边修筑堤防，平时蓄水，旱时放水，减轻了水害，还整理治水的方法和经验，汇成一篇《钱唐湖石记》，供后世当官者参考学习。卸任时，白居易还把节省下来的俸禄都充入公库，作为水利工程的备用基金。

　　白居易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长大，又在各地当官，深入民间，目睹过民生疾苦，眼里自然容不下腐败。

　　“在古代，读书人想要改变朝政时局主要有两种方式，一是直接上书给皇帝，如果得不到公正的处置，那么就会选择写文赋诗。”肖瑞峰认为，白居易写下了多首锋芒毕露的反腐诗歌，就是为了让统治者体察老百姓的艰苦，“惟歌生民病，愿得天子知”。

　　白居易写的《轻肥》，就是个典型例子。

　　唐宪宗元和四年（809年）前后，白居易还在天子脚下当官， “拜左拾遗”。“拾遗”，从字面上看，就是捡起遗漏的东西。在唐代，这是言官的一种称谓，“规谏朝政缺失”，也就是专门挑皇帝做得不对的地方，通过劝谏预防决策过失。

　　“轻肥”一词出自《论语》，指代轻裘肥马的豪奢生活。白居易的这首诗写了一场豪门盛宴，他希望皇帝注意到，在达官权贵中间，存在这样一种奢侈现象，要尽快出台规定，对官员“奢靡之风”有所约束。

　　在白居易笔下，唐朝那些不遵章守纪的官员，生活奢侈——“意气骄满路，鞍马光照尘。借问何为者，人称是内臣。朱绂皆大夫，紫绶悉（悉，有些版本为“或”）将军。夸赴军中宴，走马去如云。尊罍溢九酝，水陆罗八珍。果擘洞庭橘，脍切天池鳞。食饱心自若，酒酣气益振。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！”

　　肖瑞峰说，“意气”本来是无形的东西，在白居易笔下却可以洒满道路，可知这些官员骄横到什么地步；尘土本来可以使鞍马黯然失色，而今却是鞍马的光芒照亮了尘土，这又可见他们的鞍马有多么金碧辉煌。

　　接下来，诗人又用晒食谱的方法，把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一一曝光，无论酒菜还是水果，无不是价格昂贵。最后笔锋一转，从朝中权臣们吃得酒足饭饱，切换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旱地衢州： 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。”当地一片赤土，颗粒无收，老百姓因为极度饥饿，吃完了草根树皮，竟然出现了“人吃人”的人间惨剧。

　　《新唐书》卷三十五记载：“元和三年，淮南、江南、江西、湖南、广南、山南东西皆旱。四年春、夏，大旱；秋，淮南、浙西、江西、江东旱。”也就是说，从808年到809年，江南等地连年遭受严重旱灾。两句诗点出这天价豪宴不是出现在百姓丰衣足食之后，而是举办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大旱之年，两个画面的强烈对比，是白居易对腐败现象的尖锐批判。

　　“由此可见，这些官员已经穷奢极欲到何等程度。这首《轻肥》诗直陈时弊，揭现实之疮痍，促朝廷之警醒。”

　　白居易类似的诗作还有《伤宅》《歌舞》《买花》，都收录在《秦中吟十首》组诗中。《歌舞》中“朱轮车马客，红烛歌舞楼”、“岂知阌乡狱，中有冻死囚”，达官贵人在享受奢侈，监狱里有冤魂冻死，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如出一辙。

于谦：清风两袖朝天去 免得闾阎话短长

　　杭州人于谦是明朝名臣，官至兵部尚书、少保、太子太傅，都是正二品、从一品的高级职位。

　　有句谚语说“三年清知县，十万雪花银”，而《明史·于谦传》中却记载，“及籍没，家无余资，独正室鐍钥甚固。启视，则上赐蟒衣、剑器也。”也就是说，于谦蒙冤被抄家，但他家里除了御赐的蟒袍、剑器，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。

　　“制度本身的腐朽，决定了官员很难保持廉洁。于谦和包拯、海瑞都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官。”肖瑞峰说。

　　一说到廉政，“两袖清风”一词，会是第一个被很多人想到的词，它与“为官清廉”直接挂钩，这便来自于谦的《入京诗》：“绢帕蘑菇与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

　　明代都穆所著的《都公谭纂》记载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：“于少保尝为兵部侍郎，巡抚河南，其还京日，一物不持。”

　　当时，于谦还是任职兵部侍郎，主管河南。按照惯例，在外当官的每年年底都要入京述职，下属们都觉得这是一个“跑官要官”的绝佳机会，便建议他带些绢帕、蘑菇与线香作为公关用的“伴手礼”。于谦却断然拒绝，认为这些土产应当“资于民用”，不能用来行贿，败坏官场风气，所以他说：我去朝见天子什么都不带，免得老百姓说闲话。

　　古人的衣服袖子宽大，不仅可以用来掩面擦汗，还跟百宝箱一样很能装，手帕、钱包、书信都可以放在里面。于谦进京，“一物不持”，自然就是两袖空空，只留清风了。

　　自从于谦写下《入京诗》，“两袖清风”的风骨一直受到后世尊崇，这个词也经常被引用，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版本。如郑燮的《予告归里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》，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，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

　　昆剧《十五贯》里描写的明代清官况钟，名下也有一首诗，题目很长，《正统四年冬，考满赴京，七邑耆民践送者数百里弗绝，作此口占四首，遍贻耆民以志别》：“清风两袖去朝天，不带江南一寸棉。惭愧士民相饯送，马前酾泪密如泉。”肖瑞峰指出，这首诗并没有收录在古籍文献中，可能只是民间感念于况钟的清廉作风，而好意地把带有“清风两袖”的诗划归到了他的名下，是“一种善意的附会”。

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8年5月刊

《钱江晚报》9月16日10版、11版

《钱江晚报》报道链接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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 http://qjwb.zjol.com.cn/html/2018-09/16/node_87.htm